余杰批评余秋雨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我是认真学习过的，刚领会作者的意思，又从《文学报》上看到了题为《余秋雨余杰坦诚对话——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干戈”未动就化为“玉帛”》的报道，报道很详细地描述了“干戈”化为“玉帛”的动人过程。既然一向铁面如余杰者都握住了余秋雨温暖的手，我就顺着余杰的意思，写了一篇《余秋雨，你用不着忏悔了》，算是做个顺水人情，让秋雨大师没事儿靠在秋千架上晃晃悠悠，总比双手合十作忏悔状更合他心意；没想到近来几日余杰先生颇活跃于京都媒体，声称“和解”纯系误传。戏法变得太快，就颇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若说像《文学报》这样权威的报纸在制假贩假，我是断然不肯相信的；但倘说余杰有意掩饰，我就更加不信——我首先相信像余杰这样的“新青年”是无比诚实的。但不管怎样，尽管绕了几道弯，我最终还是明白了“二余”那个晚上的特别行动应该称为“亲切友好的会谈”，或者有个别的什么叫法，但绝对不能叫“和解”，并由此懂得了“北大才子”用词的学问。
在对“和解”一说进行驳斥后，余杰又很及时地弥补其他漏洞，这种精神还是值得赞扬的。比如我曾经批评余杰文章里的学阀作风，一副指点江山的派头，“仿佛自己的金口玉牙就是真理”，在思维方式上与“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很是相似，而且在话语方式上也如出一辙。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余杰就毫不吝惜地使用了诸如“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余秋雨卑琐的人格昭然若揭”、“比起秦桧当年给岳飞安‘莫须有’的罪名来，余秋雨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等词句，大棒抡起来，虽然感觉“帅呆”、“酷毙”，但是看上去他自己倒有些像“文革余孽”。对此，余杰对记者说：“某些用词有过火的地方，这个我承认。”但也只限于这一篇文章，而且很快又对“才子加流氓”一说作了进一步解释：“我对‘流氓’这个词是有界定的，跟时下‘流氓’的含意是有区别的，但我界定不是非常充分。”并谦虚地认为这是他文章中“惟一应该修正的地方”（详见2000年3月1日《北京青年报》吴菲文章：《余杰，我与余秋雨和解是个误会，争论刚刚开始》）。这样一来，他的界定就充分了——一来，余秋雨不会被误以为是街上抓的那种流氓（其实从来也没有人这样认为过）；二来，余杰自己承认了错误（即“用词有过火的地方”），逻辑上便滴水不漏了，批评者也就没了口实，接下来也就不大好批评了。这样做固然聪明得很，但有一个问题是，这种文风，在余杰的文章中绝非个别。《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这篇文章，只不过是一个很好的标本而已。如果余杰愿意为自己每篇文章都加一回注，来“充分”地“界定”一回，那一定又是一项大工程，还真需要点愚公移山的精神。
既然徐江指责余杰的新书《想飞的翅膀》里“搞摘抄的部分又多了许多，‘抄＋评’比写的要多”，并分析他是“这几年忙于还文债兼挣稿费，逼的”（《五四这块招牌》，载《社科新书目·阅读导刊》2000年2月28日），那么本人这篇文章也就不好引用太多。但是余杰因为我说他“为文轻率，破绽很多”而在叫屈了，我也就只好不厌其烦地再重抄一段了：“‘对付流氓的最好办法就是拿他过去说的话和他现在所说的话作对比。’——余杰在他书中的第207页还说余秋雨‘下笔力透纸背’，到了216页，就说余秋雨是‘不得不写写《文化苦旅》这样的小文章来混饭吃’……”（参见拙文《余秋雨，你用不着忏悔了》）而在《北京青年报》记者面前，又说：“假如让我来写90年代的散文史的话，我对他的《文化苦旅》会有非常高的评价。”（见2000年3月1日《北京青年报》）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忽儿“爱你没商量”，忽儿“恨你恨到骨头里”的“酷评”，在他批判王小波等人的文章中时常可见。破绽是自己造的，犯不着找别人评理，而自己又浑然不觉，一脸正气，实在令人又生气又好笑。
至于余杰认为“惟一应该修正的地方”之外，究竟还有没有应该修正的地方，自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科学难题。比如他一向顶礼膜拜的俄罗斯精神是否可作评判知识分子的惟一标准；他那些肤浅的激愤是否可以当作思想兜售；他的青春叛逆情结是否具有文化建设上的意义；余杰这批“新青年”比起邵燕祥、牧惠、何满子、陈四益、朱正这些“老青年”，话语方式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不远万里全国巡回签售的畅销书作家是否有必要宣称“为抽屉写作”等等……类似的悬念还可以牵出一大串。只不过身为同龄人，我从未想过和余杰这样的文化名人过不去，也没兴趣写那些气宇轩昂、能够引人围观的大字报，所以许多事情，也就没有必要深究——就如同我不会去找《文学报》打假一样。其实明白人都能看出我那篇名为《余秋雨，你用不着忏悔了》的文章，关注点并不在于“二余”如今亲热到什么程度，亦无意考察忏悔这项工作是否超出了余秋雨的能力，我的真正意图在于规范思想论争的规则（为此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化批评的游戏规则》），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是否需要诘问和批判，而在于采取何种姿态与方式——我实在不应该把我文章的主旨这样直白地说出来，但还是说了，是因为我确实发现还有许多“不明白”的人。智商低的人总还是有的，这很叫我过意不去。所以，我还是好心地建议余杰这位“第二个王小波”去认真读一下“第一个王小波”的作品，读一下以赛亚·伯林对于消极自由的有关论述，那样他会明白，即使自己真的是真理在握，他那种颐指气使、唯我独尊、企图将自己的价值尺度（其中包括对知识分子的定位）作为天下人必须遵循的尺度、“想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蛋”的思维定式和极端化、斩钉截铁、不容置辩的口气，也令人生疑，因为除了余杰，多数中国人都没少吃思想指挥官的苦头。关于这一点，王小波是有清醒认识的，因而两个人写作的出发点是截然相反的——王小波绝对不会自告奋勇地扮演思想警察的角色，所以我一直搞不清人们是怎样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的，那实在是一门高科技。我一来希望文坛上多一些健康而理性的思辩文字，少一些声嘶力竭和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模式；二来希望余杰千万别再手持姚文元的狼牙棒，还要戴上李敖的面具打扮自己，那个太恶心，一般人受不了。
